海安，是江苏北部一个靠近连云港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着良好的气候环境和地理优势，也有着与北方和南方文化既接近又有所区别的特质。处于南通和苏州，扬州的交通衔接环节，又有着与道地的北方和道地的南方不一样的区位优势。

“523艺术创意园”区的定位在于运用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吸引和接纳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实验性地进行带有公益性质的“残疾人”艺术工作者的培训和教育，展开社会救助基金的公益性活动。此次，中国海安523“当代艺术思想论坛”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和创意思想之下展开和实施的第一步。

2012年6月30日至7月1日，江苏海安523艺术创意园区迎来了来自全国在当下处于活跃状态的一批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家，其中有苏坚，程美信，吴味，吴祚来，查常平，任协华，杜曦云，赵子龙，王栋栋，闻松和女性艺术理论工作者徐琛，女性主义行为艺术家李心沫等。

在著名当代艺术批评家程美信的策划和主持下，活跃于网络和公众视野的一批策展人，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来到论坛，进行了两天热烈的深入的针对当下活跃的“行为艺术”，“女性艺术”和当代艺术活跃20年以来呈现的历史状态，样貌和潜藏着的危机的讨论，对理论诉求中呈现出的“平面化”，“瞬间化”，“私权利”公共化，“问题主义”危机和女权主义被蔑视，女性主义的诉求被削弱以及公众生活中的以“人权”替代“女权”等等，在学术的层面上进行了梳理和清晰的逻辑实证。

一、女权主义和“行为艺术”的底线与边界

“行为艺术”，在近些年的媒体关注和社会事件中扮演着一个极端的角色，从“艾未未事件”引发公众对政治性事件和突发敏感事件的关注，到北京宋庄艺术家成力“艺术卖比”行为的社会效应以及片山“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的突发性公共行为艺术的上演，一系列的行为艺术将挑战社会道德，社会伦理和行为规则的极端，进行到了一个极至的限度。

社会媒体，专业新闻纷纷对此做出反应，并积极在社会，道德，法律和艺术创作的当代性之间寻找着可以依据，阐释和引发法律规范与道德底线的社会讨论，如何从学术的意义上阐释和归纳，进行对比和参照，进行关注和讨论，如何将当代艺术的底线和艺术创作的尺度在公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作出符合学术意义的引申，是此次以“行为艺术”作为开场白的学术思想论坛的出发点。

而“女性主义艺术”以及女性创作也将如肖鲁的《捐精》艺术行为纳入与成力《艺术卖比》有着类似艺术逻辑的艺术行为范畴之内。但是，有关中国精子库的建立和《捐精法》的成立，对肖鲁一样的女艺术家挑战社会男权主义当道的男人尊严，女性选择权和女权主义者对男权的漠视以及女性主义者在选择自我权力的凸显和自我私权利的尊严中显现出的女权主义意识，对中国五千年文化皇权制度下的男权主义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和明确的态度。在一种尖利的呐喊声中，迎来了女权主义者呼吁社会关注女性自我权力的建立，以及社会对女权的逐步重视和被强化被放大。

在中国现代主义的进程中，恰如人权一样重要的“女权主义”是否在中国可以有着自己的存在土壤以及女性的自主选择权，在后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凸显出“未完成“的现代性，决定了女权主义者的隐忍，失望和无奈，诸如未婚女性是否可以选择无婚姻的生育权和女性是否可以选择“同性恋”权力，以及女性是否可以选择一种不同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其他生活样式，都将女权主义的选择和尊严，以及女性话语权的呼吁，实质性地实现传统女性艺术讨论的话题范围突破，扩大了当代艺术的讨论范畴，成为此次学术论坛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问题主义”和公权力之间

针对中国当代艺术近20年的发展逻辑和历史脉络，归纳梳理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主义”趋势。对方力钧，王广义以及俸正杰作品的表面符号化，表达出一种通俗社会学和庸俗社会学的艺术发展趋势。

而李公明和王南溟对权力结构的涉及终极问题的“社会学转向”，是否解释了当代艺术的样式呈现？他们以泛观念社会形而上学的意义，消解了当代艺术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而艾未未的《一千亿颗“瓜子”》与金锋的《秦桧夫妇跪像》，周斌的《国徽》是否可以用吴味提出的“问题主义”形而上学来做出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否可以用邱志杰的“后感性”形而上学来反对易英混淆的“意义”与“含义”的区别？在力求意义明确的时代，如理解生活的意义一样，似乎可以用于对此理解当代艺术作品的意义。

而行为艺术和女性主义作品一样，提出了诸多挑战社会“公权力”的存在与重新价值判断，而“私权利”与“公权力”的抵触，冲突和矛盾激化，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了社会范围的提示和警醒。与“行为艺术”，“女性主义”一样被提出的类似问题，一起在公众的视野范围之内提出，对中国按照“现代化”模式确立的社会形态与模式样态，提出了尖锐和较为过激的提问和设问。

如何解决当代艺术对“公权力”的挑战，如何解决艺术的“当代性”话语权的强调，如何在社会健全机制和艺术家设问之间进行调适，将其中的尖锐和极端，化解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利器和方法，是此次论坛着力讨论的话题之一。

三、“去政治化”的当代艺术与面对现实的艺术

当代艺术在“市场”和官方的双重软化下，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向。青年艺术家相对而言，更为注重“非政治化”的方式，并以此改变着当代艺术的面貌。他们更加倾向于采用精致的情调和雅致的文化游戏，来放弃对政治的竭力诉求和对公共社会的“不介入”。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问题极其复杂和混乱，其纠结和难缠的程度，远远超过普通民众的想象。

而当下中国现实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中国的体制问题和普罗大众的民生问题。当代艺术忽略这些问题，拒绝参与到当下最为敏感最为集中的话题讨论中时，将导致当代艺术缺乏公共性，并远离一种时代精神。只有，采取打破一种封闭的体系，以“反传统”的极端方式来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才能使得当代艺术进入普通大众的生活，由此而获得一种公共性，探讨艺术样式的存在，才能慢慢消解掉旧有的保守观念。

“当下艺术”对于大众而言，始终带有隔膜的距离感和远远的陌生感。

四、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个体经验与视觉经验

为什么，20年前以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为目的的当代艺术家，最终成为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在未来的创作中如何摆脱一种民族主义的权限？查常平试图选择基督教的视角，来讨论和选择作品的阐释。

谷文达的《联合国》王广义的《大批判》以及罗中立的《父亲》蔡国强的烟火系列“混现代”，都将中国当代艺术与汉语思想系统发生着紧密的关联。他们以个体经验，介入社会现实，又以个人视觉经验替代着公众的视觉经验，以公民性参与社会民生的的建设，以当代艺术的方式复归着中国社会的历史。

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当代艺术的自觉性，主体性与受众的接纳度成为鲜明对照，艺术家的独立资格与民间艺人的身份同样令人关注。艺术的消解权力和身份“泛化”在政治泛化的时代，显现得尤为明显。

艺术和艺术家表现出生存的病态，变态和抵触社会政治的焦虑和紧张感。中国当代艺术与终极意义之间存在着太多的思想意识层面的距离，在权力资本大举进军当代艺术之中，商业资本的扩张带来的冲突和紧张，同样困扰着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们。

五、权力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

在艺术与资本合谋的时代，艺术扮演着娼妓的角色。当代艺术在这样的前提下，是否还存有意义？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健全，是否如想象之中的那样美好？在法律社会的建设中，人文关怀是否仍然重要？

当代诗歌和当代艺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用一种“告别革命”的方式，我们是否获得了自由意识的解放？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是否获得了自由？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边界”在哪里？诸如此类问题，是此次论坛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演进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意识。

当代艺术作为“艺术的流浪者”，没有信仰的归宿者，他们的终极关怀在哪里？在中国五千年的社会演进中“皇权”，“神权”曾经引领一切，而“人权”与“物权”，信仰与宗教，以及哲学是否曾经获得过新生？生命科学虽然在进步，而社会学导向的当代艺术是否能够解决“介入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是否能够以“艺术的认知”来改变社会呢？

艺术的边界似乎已经打开，但是当代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与权威性在哪里呈现呢？“图像”似乎已经替代文字，但是当代艺术的“图像叙述”传统是否已经建立？传统艺术的表达和当代艺术的终极关怀是否可以突破二者的权限呢？实践哲学和经验哲学，哪一个更为有效地解决或者阐释了当代艺术在当下的困境呢？苏格拉底式的“人本主义”和卢梭倡导的“艺术无害论”是否对应了不同的社会需求呢？

中国当代艺术以“反权威”，“反权力”的垄断和“反政治”的态度，博得了大众的勉强一笑，但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伦理精神”又表现在哪里？艺术的“边界”，是否存在呢？无“批判精神”的作品大量存在，是否有害于当代艺术的精神和价值呢？

六、“道”与现代性，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

像高名潞提出的“极多主义”或者“意派”是否是用中国的“儒释道”精神来建构一个新的当代艺术的精神世界？而潘公凯提出的“现代性”或者王林提出的“中国性“是否是中国当代艺术尚未完成的任务？这些都是此次论坛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用“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是否可以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在“公权力”的社会，如何解决“私权利”的凸显，如何在“家长制”的社会中，呈现“公权力”的价值和意义。当代艺术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对科学理性精神的诉求，使得当下必须回答诸如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终极关怀”和“终极意义”？

自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人们是否还能回到过去？关于“人权”与“物权”的关系，早在达尔文时代就已经提出并加以解决，但是，在中国这样处于“前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混杂的段落之间，在中国现代主义进程之中，诸如此类以上被提出的尖锐社会问题都难以被解答，更不谈什么“主义”或者“宗教”般的终极关怀了。

以宗教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种种法则，都难以用来解决当代艺术在当下提出的种种问题，种种现实和种种困境。医学与生命科学，拯救的是人的肉体，但是，诸如以上提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和疾患，能否用艺术的方式来解答？艺术是否可以采用超越法律和伦理底线边界的方式来解决？在一个“前现代”的发展中国家，艺术家用冲击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方式，来接受社会的拷问，质疑与批判，将艺术的边界无限扩大，用艺术观念来消解既定的社会规则，在艺术与“公权力”的社会关系之间，不断拓展“规则”的边界，是否可以解决艺术与社会的冲突关系问题？

在人—天，人—神关系之间，是否可以采用现代文明的方式解决种种争端和冲突，在推进立法和公民社会的健全制度中，是否可以用一种较为和缓的方式来达到实现的目的，在批判精神的主体和批判的自由精神之间是否可以建立一种平衡，这是此次海安“当代艺术思想论坛”最为重要和最为迫切地希望建构和确立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