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别

历代书画之有伪作，已经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从北宋米芾的《书史》、《画史》所记，在他前代的书法和绘画名家的作品，几乎都有伪作，而且数量相当大。如李成，伪造的作品竟多至三百本，他慨叹地要作无李论。这些记录，仅是米芾一人所见，事实上还不仅限于这个数字。这些伪作，对书画的真本说来，起了纷乱的局面。因而书画要通过鉴别来达到去伪存真。书画鉴别的历史是与书画作伪的历史相应地发展的。

一、传统的鉴别方法

书画作伪的繁兴，反映着历来从帝王以至有产阶层的爱好书画，收藏书画之风的盛行。这些收藏者为了对书画留下经过自己收藏的痕迹和欣赏者的寄情翰墨，往往在书画上印上自己的印章或加上题跋，或者再将书画的内容如尺寸、款识、印章、题跋等等详尽地作了记录，编成著录。这些书画从甲转到乙，从前代转到后代的递相流传，层出不穷地又在上面频添了多少印章或题跋以及著录书，使这些书画经历了多少年的沧桑，昭示了它的流传有绪。

流传有绪是书画本身的光辉历史，而在作伪的情况之下，对收藏者、鉴赏者说来，也是对真伪具有证明作用的无上条件。的确，已经很久远了，在鉴别的范畴里，书画的真伪，基本上取决于著录、题跋、印章等等作为条件来保证书画本身的真实可信。而在这些条件之中，又认为最主要的是印章，不论书画的任何时代与形式，通过几方印章就能证实他的真伪，这是一条鉴别的捷径，它可以以简御繁，以小制大。

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保证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保证，两重保证，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鉴别印章的办法是核对，怎样来核对?先把已经被承认是真的印章作为范本，与即将受鉴别的印章，从它的尺寸、篆法、笔划的曲折、肥瘦、白文或朱文来进行核对，要与范本的那方丝毫不爽这就是真的，如有出入，这就是伪。但是，这种核对所持的态度也有不同，因而原则也不同：一种是当被鉴别的印章在一方以上，其中只有一方与范本相符，那么，其他的几方，虽然不符也被承认，理由是既然有一方相符了，其他几方虽不相符，也不会出于伪造；另一种是恰恰相反，一方符合，其他不符合，则那相符的一方，也判定是伪，理由是，那一方符合的，只不过是足以乱真的伪造而已。一是以多数服从少数，一是以少数服从多数，多少年来这一力、法，信服了多少收藏家与鉴赏家。

题跋，虽然它也是依据之一，不过；凡是书画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样可以左右逢源地随时运用。题跋本身是书，而取以作证的在于它的文字内容，这些文字的内容，或者以诗歌来咏叹书画，或者以散文来评论书画，或者记述书画作者，或者评论前人的题跋的当否并对书画加以新的评价，它对鉴别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著录对于鉴别，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对加强书画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胜或者到迷信的地步。“某一件书画见于这一著录的”，是满意地称说不休的事。

还有一些证据也经常在鉴别时被运用的。如：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上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与作者的年龄、生卒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证。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临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辨的铁证。

题款：以书画的题款作为鉴别的主要依据，只要认为题款是真，可以推翻其他证据来论定真伪，这一方法，更多地运用在画的方面。

从印章、题跋、著录、别字、年月、避讳、款识，如上面所述的作为鉴别所依据的种种，它所产生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书画的真伪之间，也同样存在于真本之内。

二、鉴别方法的论证

上面列举的这些办法，一般说来，不能不承认都有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鉴别方法的根本缺点，在于抛开了书画的本身，而完全以利用书画的外围为主，强使书画本身处于被动地位，始终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所运用的依据，仅仅是旁证，是片面的，是喧宾夺主，因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以这些旁证来作为主要馅据，与从书画本身内在依据这两者之间，有是不一致的，矛盾在于书画本身与旁证的对立：因此，这个鉴别方法，不但不能解决矛盾，相反地会引起更严重的矛盾，而终于导致以真作伪以伪作真的后果。而且，当书画没有一切旁证的时候，失去了这些依据，又将如何来进行鉴别呢?

鉴别的原理，是唯物辩证的，既然鉴别的是书画，就不应抛开了书画本身为它的先决条件，而听任旁证来独立作战。不掌握书画的内部规律，反映书画的本质，这个鉴别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书画不可认识论，这里主要的首先要分清主次，分清先后，怎样才是客观的，合乎全面规律的。具体的事物，要作具体的分析。在鉴别的范畴里，不能否认这些旁证所能起的作用，但首先要认识到的是，它所能起作用的条件。事实上，旁证的威力，对书画本身的真伪，并不能首先起决定性作用，它与书画的关系，不是同一体，而是从属于书画，它只能对书画起帮衬的作用。而决不可能独立作战，而且有时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它只能在对书画本身作了具体分析之后，才能得出在它的特定范围内能否起作用与所起作用的程度．因此，书画本身，才是鉴别主要的，最亲切的根据，也只有使这个根据独立起来，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证，否则，这些旁证纵然有可爱之处，却都是带有尖刺的玫瑰。翁方纲所藏的苏东坡《天际乌云帖》，即使作了好多万字的考证，来辨明它的真实性，但是他所藏的《天际乌云帖》还是不真，原因在于他始终没有能触及主要的一面。

我们不妨再来辨析上述的那些旁证，究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仍从印章说起，历代的书画作者，收藏者，他们所用的印章，并无规律可寻-因而无从知道他们一生所用于书画的印章，是只限于某样某式，某种文字某种篆法的哪几方，从而可以凭此为准的。北宋米芾曾说明过他以某几方的印章用于他所藏的某一等的书画上，但是，他又说还参用其他文字印的有百方。还有一类可以知道一种印文只有一方的如历代皇帝的印章(但南宋高宗的绍兴小印，却不止一方)以及明项子京的“天籁阁”等印。此外，同一印文，同一篆法，同一尺寸，同是白文或朱文而只有极为微细出入的印章，也是数见不鲜的。不但私人的名章，就连明黔宁王的印，同一印文的也不止一方。这种现象，从元到清，大都是如此。文征明的那方印文半边大半边小的“文印征明”印，大同小异的就不止一方，“衡山”朱文印，出入细微的又何止一方。朱耷的“八大山人”白文印，“何园”朱文印，似是而非的也不止一对，沈石田的“白石翁”、“启南”，“石田”等印，尤为纷乱已到了不可究诘的地步。翁方纲考证赵孟頫的那方上面碰弯了边的“赵氏子昂”朱文印才是真的，赵孟頫活到六十九岁，书画的生涯，超过了他生命的一半以上，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却只准许他有一方这一印文的印章?而与此印文相同，尺寸、篆法仅有毫厘之差的，却也并不是不真的呀!

根据一系列的实例，元代以来，各家的印章，名号相同，朱、白文相同，篆法相同，仅在笔划的高低曲直有极细小的差距，已形成了普遍的现象。其所以如此，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出于作家们的要求，一种是印人在章法上所表现的习惯性。至于只承认某些印章是真，所依赖的证据是什么呢?是根据图章的本身，还是其它因素呢?篆刻本身，有它的流派与独特风格，这是认识篆刻的主要方面。但是，被用在书画上的印章，作者与收藏者却并不是专取哪一家或哪一派，而大多数印章，看来也无法认出它是出于某家刀笔。因此从风格特征来作为辨认的依据，就失去了它的效用而感到漫无边际，而它的现象，又都是大同小异，混淆不清，尤其在近代，利用锌版、橡皮版的翻制，相反地可以做到毫厘不差。

印章须用印泥，印泥有厚薄，有干湿，这些都能使同一印章的形体发生变化，而在纸上或绢上，也要发生变化，而使用印章时按力的轻重，也会发生变化，又经过装裱，某种纸张有伸缩，也会发生变化。所能遇到的变化是如许之多，问题不仅在于烦琐而已。还有一个方法是从印泥新旧，纸绢的包浆(纸绢上的光泽)来作为辨认印章的依据。论旧、论包浆，当然显示了纸或绢的悠久历史，但是，孤立地通过这种方法来证明这种旧是五十年或一百年，那是三百年，这是可能的事吗?

但是印章确实有真伪之分而印文相同，朱、白文相同，仅在尺寸或笔画有差异足以引起纠纷的那些印章当被证实是真的时候，所持的依据，已不可能完全是上述的那些依据，而是在书画本身证实是真之后，印章也连带被承认的。相反地是书画对印章起了保证作用当书画本身被证实是真的时候，印章对书画本身并不起作用。当书画本身被证实是某作家的作品，而作品上并无题款，仅有某作家的印章，这时印章对书画才起厂作用，它帮助书画说明了作者是谁。当书画本身被证实是伪，而印章是真（真印章为作伪利用）的，这时印章就起了反作用。

其次是题跋：题跋属于文字方面的，它对书画的本身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也只能在书画本身经过分析之后，它的作用才能产生。当书画本身被证实是伪的时候，而题跋承认它是真，如苏东坡的《天际乌云帖》，晋王羲之的《游目帖》，唐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等，这时题跋就起了反作用。

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南宋时的题跋承认它是吴道子的手笔，元赵孟頫辨证了吴道子与北宋武宗元的画派，认为不是吴而是武。当我们在已无从认识武宗元画派的情况下，而《朝元仙杖图》的时代性格被证实是北宋的时候，南宋人的题跋就起了反作用，而赵孟頫却帮助《朝元仙杖图》证实了作者是谁。

三是著录，如以某一件书画曾见于某一著录，就证实了书画的真伪，这种方法也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

清顾复的《平生壮观》是一部著录书，它记著倪云林的《吴淞春水图》，他说董其昌与王穉登说它是倪画是错误的（画上有董和王的题跋），他认为是元张子政的手笔，当《吴淞春水图》本身被证实为倪的画笔时，《平生壮观》起了反作用，清吴升的《大现录》记载唐颜真卿的《刘中使帖》是黄绵纸本，当《刘中使帖》本身被证实是真，而是碧笺本的时候，《大观录》起了反作用。

四是别字，所能作为依据的能力更薄弱，清郑燮的“燮”字下面不从“又”而写了“火”字，李鱓的“鱓”字不作“鱼”旁而写了“角”字，而明唐寅《桐山图》上的题字写了好几个别字，“燮”写作“爕”，已是郑燮落款的习惯，是当时的通俗体，“鱓”作“角”旁，是李鱓在落款时与作“鱼”旁的鱓字同时互用的（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李鱓在某一时期改了名，这不是事实）。因此，当书画本身被证实是真的时候，这些别字就都起了反作用。

五是年月，年月经常要起反作用，下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书画本身都是真迹，如八大山人《水仙卷》，上有石涛题诗并记云：“八大山人即当年之雪个也，淋漓仙去，予观偶题”，纪年是丁丑，为康熙三十六年，八大山人七十二岁，并未死，这个年月就起了反作用。有一通恽南田的尺牍，有唐宇眉（唐半园之弟，与恽南田为三十年金兰之契）的题跋，说王石谷在唐氏半园与恽南田相识，是在辛酉年，辛酉为康熙二十年，这一纪年是错误的。恽南田与王石谷相识之始，至迟应在顺治十三年丙申，这时年月起了反作用。董其昌的仿董北苑山水轴上自己的题语，纪年是辛未而款是“七十六韵董玄宰”，辛未是明崇桢四年，董其昌应为七十七岁。这虽然是在纪事时的年月与自己的年龄，这时也能起反作用。

学习书画鉴定的相关知识应该是多方面的。有的较为直接，有的较为间接。学习和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对书画的鉴定及辨伪有直接的帮助。中国书画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因此，讲书画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搞书画鉴定更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及其基本的文史知识。如诗词的格律、书法篆刻知识，以及历代帝王的称谓、职官、礼制等。历代著名的书画家，大多具有相当水平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本身就是文学家。他们所写、所书、所题的字画，往往都与历史、文学有直接的关联。若碰到明代画家作品中题有清代某一诗人作的诗词，那么这画肯定是幅伪作无疑。

干支纪年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纪年方法，这种纪年法既准确又实际，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人民的风俗习惯、经济文化生活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此，我国历代书画作品上题款的创作时间，一律沿用干支加帝王年号的形式，连近现代，甚至当代的不少书画家依旧沿用这种方式。所以掌握干支纪年法，对正确认清书画作品的创作年代及作者本人的创作年龄至关重要。所谓干支，实系天干、地支的全称。干共有十干，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即十二支，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干支按顺序两两相配，至六十循环一次，为一个甲子。人们常说的六十花甲即从此来。去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张慈生先生编的《元明清书画家年龄速检表》一书，就是以干支纪年排列推算书画家年龄、确定书画家创作年代的一部较好的工具书。

以避讳来断定书画家创作年代和作品真伪也是书画鉴定中必须了解的相关知识。关于避讳制度的起源、种类及方法，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项专门学问。避讳大致可分为避朝讳和避家讳两种。避朝讳即是避当代皇帝及先帝的名字；避家讳即是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书画鉴定中，避朝讳相对避家讳比较容易掌握。避讳的具体方法基本有：改字、缺笔、空字、改音等。避讳的范围有人名、地名、官名、物名等等。避讳的情况较为复杂，在鉴定中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如清代四王之一的王鉴，因其字玄照，为避康熙帝玄烨名，故作品落款时将玄照改为元照。落款一般都写成元照王鉴或王鉴元照，有时也把玄写成玄，用缺笔避讳。

古代建筑、衣冠服饰和生活器具等方面的知识也是鉴定中应该掌握的。因每个时代的历史发展、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的不同，在这些方面就有各自不同的某些特征。这些可以通过历代发掘的实物和历史文献资料加以相互印证。如著名的《清代上河图卷》，至今流传有许多本子，而其中只有一件是真的。这是因为北宋张择端的原本无论桥梁、舟车、市肆、城廓等均符合宋代的形制。尤其是城墙除了门洞是砖砌的以外，其他都是土筑成的。而其他伪本的城墙全都是砖砌的，而这种砖砌的城墙要在明代初年才出现。

书画印章的鉴别技巧

一幅好的书画，在艺术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鉴赏：一是画的本身，如风格、构图、笔墨、色彩。二是落款，如位置、字体、大小，与画本身的搭配一致性，具有一定的书法水平。三是印章，如风格、大小、流派、阴阳文印章的搭配、盖印的位置、文字的正确与书画的统一。

一个全面的画家，应该有书画的理论，通晓书法、画法、篆刻，而且具有娴熟的技法。如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赵之谦等。他们不仅精书画，而且自己也会治印。

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分为三类：一、作者本人的印章。二、题跋人的印章。三、收藏、鉴赏人的印章。这些印章又分为三个方面：一、姓名、字号、斋馆、堂号印。二、闲文、吉语、警句印。三、收藏、鉴赏印。

书画鉴赏要从作品的风格、笔墨、色彩、构图、章法、画法、印章、纸张、装裱、题跋等方面来进行，其中最主要的方面还是书画本身及书法、印章。

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必须重视的，因为对于中国书画来说，大多都是有印的。如果一幅标明清中期作品上的印章与已知的确为真迹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无疑问，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为真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临摹复制的印章多少都会与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极难仿制得与原印一模一样的。

从印章上鉴别，会出现所见印章与真迹印章的一些差异。如印文的粗细，边框的宽窄、破损，印迹的清晰与模糊等。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印章初用和久用会有所不同，初用的印章，字迹会清楚一些，用久了，印章的清晰程度会发生变化。此外，印泥的好坏、浓淡、干湿等，也会使印章钤盖后产生变化。边框的宽窄与盖印时的用力和下垫物有关，有时会产生宽窄不同的变化。印迹的清晰程度又与使用印章的人的手法有一定关系，有人盖印用力大，有人用力小，有人稍加摇晃，此外，下垫物的质量与多少，天气的冷暖，久置不用的印泥与经常使用的印泥，这些都会使钤出的印章效果不同，有的人还在刚盖过印章的印迹上撒上一些白粉或色粉，以防止书画作品挤压时的沾污。经常擦拭或刷洗的印章，与不经常擦拭刷洗的印章盖出的印迹也有所不同。一幅名家的书画作品，其印章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特别是文字上不能有错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是不可能经常出现写错字、用错字的现象的。

鉴别印章还要看印泥的色泽，一幅古画印章的颜色，虽然可能是鲜艳的，但它总会有饱经岁月、历尽沧桑的变化，颜色会变得浑厚而沉着。

现代的很多书画家，往往继承传统不够，基本工较差，总想标新立异，只重构图，不重笔墨，没有书法的基础，更对篆刻没有研究，通过印章来分析他们的作品，是极为困难的，他们的印章大多由别人代刻，盖在自己的作品上，至于风格是否协调一致，那就因人而异了。

每个时代的艺术品有每个时代的风格特征，印章也是这样，书画上的印章必须与时代风格相一致，如不这样，必然是赝品。如清中期以前的书画作品，不可能出现甲骨文字的印章。

古画鉴定诸要点

1、古画鉴定的主旨：

即通过鉴定达到什么目的，作出什么结论。概括说就是分清真和伪，具体说则包括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个方面。辨真伪，即鉴定作品的真与伪，主要对象是有款作品，作者署有名款或钤有印章；明是非，即判定作品属于某代或某人，主要对象是无款作品，画面无作者款印，或后人误定乱题为某代所作；评价值，即全面鉴考一件作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品评其级别，决定其取舍。三个方面以辨真伪为主。

然而，结合存世古画的实际情况，鉴定结论并非如此简单。某些有款作品，不是非真即伪，如唐宋时期摹拓、复制的一些古画副本，并非有意作假，而是为保存流传，这些水平极高、临仿逼真的摹本，经鉴定虽否定它为真迹，但也不可简单列入伪品，应具体确定其所摹时代，归入此时代真品之列，这已属于明是非。而有些无款作品，本身就是有意造假，如明清时期一些地区性伪作，虽没有名款，也应归入伪品之列，无必要定时代或作者，这又属于辨真伪。还有一些作品，如代笔画，款真画假，或画作亲笔、代笔参差，就既有辨真伪又有明是非的问题。因此，鉴定书画不能简单地一概肯定或否定，应将各种状况一一分辨清楚，揭示其本来面目，方算达到了目的。

2、古画鉴定的方法：

传统的方法主要是目鉴和考证两种。近世随着科技的发展，考古学中已利用14碳来测定文物材质的年代，如陶瓷、青铜等，但不适用于书画；利用电脑储存住处来协助鉴定，也尚未付诸实践。因此，鉴和考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主要方法。

“鉴”就是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是指实物间的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或同一人作品之间相互比，从中寻找共同点；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或不同人作品之间相互比，从中找出相异点。通过反复比较，就能逐步掌握时代、个人的风格特点。因此，多看实物，多作比较，是提高“目鉴”水平的关键。同时，观看、比较实物，不能仅仅停留在直观的感性认识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即通过比较找出其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某时代、画家、作品本质方面的特征，这样才能在心目中牢固地形成准确鲜明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之“样板”，以此作为以后鉴定的可靠依据，并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修正、充实、从而达到更客观科学的认识，目鉴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诚然，以目鉴定真伪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该时代或该画家的存世真迹多，鉴者见得也多，有实物可资比较。

“考”就是考证，即借助于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等等文献，对作品与之关联的某些问题作一番考证，以此来判断真伪。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考证能起一定作用；一是真迹存在甚少的画家或时代，目鉴缺乏必要的比较条件，而相关的文献资料却比较多，通过考证往往能对鉴定起作用，如唐、五代的诸多作品。二是有条件依靠目鉴的初步来判定，但仍有某些问题存疑，这就需要通过考证来进一步解决。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题为赵孟俯所绘《百尺梧桐轩图卷》，经专家目鉴，“吴兴赵孟俯”款识笔法滞涩，为裁去原款所补添的伪款，但绘画精雅，当属元人之作，画后七位元末名家题诗亦为原跋真迹。然此图尚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本幅无上款，不知图的主人公是谁？画、跋俱真，为何要截去原款，补添伪款？傅熹年先生在“元人绘《百尺梧桐轩图》研究”中对此图作了进一步考证，使上述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三是目鉴已解决了真伪问题，倘进一步辅以考证，能使结论更准确可靠，也不妨作些必要考证。

鉴定古画，经常需要鉴、考并用，鉴中有考，考中有鉴，一般情况下以鉴为主。倘目鉴水平不高，判断有误，考证再精微，也于事无补。像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假两卷鉴定，曾几度真伪颠倒，问题就出在“鉴” 上。

鉴既需要熟悉真迹，也应了解伪品，掌握了历代伪造书画的各种花样和各种类型的伪作，就能根据不同情况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考要运用文献资料，文献也有真伪、正误之别，故也要首先多方比较，去伪纠误，以准确的史料来辅助鉴定。

3、古画鉴定的依据：

即判定一件作品是真还是假的根据和理由是什么？这些根据，当然必须从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诸因素中去找，如本幅画面、作者款英他人题跋、鉴藏印记、质地、尺寸、装潢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称为主要依据，此即本幅画面所反映的时代风格个风格（包括画家本人的款印风格），其它因素则称辅助依据。

所谓理由，就是对作品本身的这些因素，进行剖析，判定真伪。要充分阐明理由，根据作品本身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其它实物或已在心目中树立的“样板”，通过目鉴来进行比较分析，同进参考有关文献作必要的考证，然后才能得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的结论。&靦;BR>作为主要依据的时代气息和个人风格，也通过诸多因素反映出来，如画面本身所含的题材构思、思想内容、构图造型、笔墨形式、风貌格调等，都打上一定的时代烙印，并显现出画家的个性特征。这些因素相综合，就形成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然而，这些因素也有主次之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笔墨，因为这是最能反映个性、最不易仿效的因素。其它诸如题材、内容、构图、造型等，摹仿品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难以据此判真伪；而且它们有一定的延续性，后代可以沿袭前人，在时代性上只能“断前不断后”。至于思想情感、审美趣味，属于比较抽象、不好把握的因素，更难作为准确的、主要的鉴定依据。

笔墨之中，笔法又是主要的。所谓“笔法”，简单讲就是用笔的方法，包括执笔的方法，那高低、竖立、侧斜、悬臂、悬肘、悬腕或手腕着纸等；以及下笔的方法，即轻、重、缓、急、顺、逆等。这些不同的执笔和下笔方法，就形成不的笔法特点，笔法特点具体论述起来，各时代和每个国家又有名自的具体特色。概括讲，在笔法形式上可归纳为中锋、侧锋、卧锋、回锋、顺锋、逆锋以及中正、偏侧、圆转、方折、虚笔、实笔等；在人物画中，笔法主要体现在线条上，形成各种描法，如明人归纳的“衣纹十八描”；在山水画中，笔法的主要部分是“皴法”，即用各种粗或细、长或短、光或毛、干或湿的线条，来表现山石的结构脉络和高低凹凸，于是又有“二十四皴”之谓；另外，笔法体现在点上，又有点、攒、擢、剔之别。

笔法对每个画家来说，都不相同，即使属于同一类型的笔法形式，也无完全一致者。因为笔法是一个画家经过长期操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旦凝定成习惯特点后，本人主观上想改变都难。模仿者不可能具备与之相同的操练过程和时间，也会因功力的深浅不同而呈现了某种差异；至于个性鲜明的笔法，就更难奏效。因此依据笔法来掌握个人风格以至时代风格，是最可靠和关键的。

个人笔法还有早、中、晚期的变化，如果了解画家不同时期的笔法特点，就能更准确判断；倘能掌握其早期变化的规律，那么即使有些画家早、晚期变化较大，也能根据异中不同，作出相应判断。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笔法也无法作为主要依据。一是实物遗存太少，甚或孤本，难以窥知其笔法特点，如宋以前的不画家；二是分外工整的作品，容易临摹，仿者水平又较高，如某些仿仇英的苏州片；三是生拙味较浓的某些文人画，真迹的有意生拙与仿作的技艺低下之生拙较难区别，如明末的一批文人画家。不过，时代还是大致可以断定的，因为时代风格是由同时代诸多画家的个性汇成的共性，其笔法特点较显见并有条件加以掌握，像有存世真迹的唐、宋、元、明、清各代，笔法的时代特征均不难区别。

笔墨之中的墨与色，也有自身的方法和形式。墨有晕、刷、泼、渗等方面和破墨、泼墨、晕墨、积墨、淡墨、浓墨、枯墨、水墨等形式，画家用墨又有个人习惯和特色，如倪瓒善用干、淡墨、吴镇常施

湿、浓墨。色有晕染、泼彩、没骨等方法和重彩、淡色、浅绎等形式，同类型用色也各具个人特色，如孙隆与恽寿平没骨法之不同。由于墨色与笔难以分开，必须运用笔才能使墨色产生无穷变化，墨法依附于笔法，因此，作为主要依据的笔墨中，笔法仍是主要的。另外，墨与色较之笔，容易模仿，其可靠性远不如笔，倘作为主要依据容易误判。

古画鉴定的辅助依据，包括题跋、印章、纸绢质地、尺寸装潢、著录文献等等，在一般情况下只起佐证作用，特殊情况下才起决定作用，不作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