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号青藤，明代的三大才子之一，是一个在中国写意花鸟画史上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

他笔下的花鸟作品豪放泼辣，水墨淋漓，一挥而就，但求神和，不求形似。这是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和半生潦倒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他胸中逸气的抒发。

徐渭以其独特的笔触，开创了大写意花鸟画风，将传统的文人画提高到了一个更新的境界，对后世中国绘画影响极为深远。

徐渭身后120年，郑板桥被其深深折服，自刻印章“青藤门下走狗”。

身后300多年，齐白石写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

他在诗文、书法、戏曲、绘画上均有独特造诣，成就卓著。在绘画方面，艺术作品表现性强，善于以感情驾驶笔墨，常突破对象自身的局限，草草率笔，各种墨法任意点染，笔法大刀阔斧，水墨畅快淋漓，比一般的写意花鸟画显得更加豪放泼辣，故有“大写意”之称。

那么，徐渭这种独特的绘画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坎坷的经历与心理畸变

徐渭水墨大写意画法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与其坎坷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徐渭出生于一个封建小官僚的家庭，祖父是官员出身，因获罪被充军戍边。其父徐鳃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徐渭为妾室婢女所生，且出生不久，其父就撒手归天，因此自幼没能得到父亲的庇护。徐渭从小聪明伶俐，6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记忆力超群，自称“书一授百字，不再目，立诵师所。”至10岁那年，家况急剧败落。出于生计考虑，其嫡母苗氏遣散了家中的奴仆，并将其生母也卖了出去，活生生地拆散了骨肉之情，这给徐渭童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抹平的创伤。

此后他虽然更加自信地去读书以求功名，但是由于当时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限制，自中秀才后便与科场无缘了。到了20岁，徐渭结识潘氏并入赘潘家。夫妻恩爱，三年后生有一子。然不久潘氏因病而卒。之后的数年中，徐渭生活更加清贫。37岁时，徐渭以才名被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其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胡宗宪由于严嵩案被捕。徐渭因主子犯事受到恐吓，终患精神疾病，前后自杀达九次之多，且都是极端的方式，如头部撞墙、钉子锥耳、锤子击肾囊等方式，最后因狂暴不禁而杀继室，终酿惨祸，为此入狱达七年之久。这一变故以及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徐渭的命运。

晚年的徐渭更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时常“忍饥月下独徘徊”，让人唏嘘不已。陶望龄这样描述道：“及老贫甚，鬻手自给，然人操金请诗文书绘者，值其稍裕，即百万不得，遇窘时乃肯为之。所受物人人题识，必偿已乃以给费，不给馁饿，不妄用也。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生活的艰辛，使得他经常变卖家产及多年珍藏的文玩勉强度日。

以上可见徐渭一生十分悲惨。这种经历无疑对他的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成了他在艺术创作中的任意挥洒，借题发挥，乃至无所不为，亦形成了其“癫狂怪诞”的性格。

然而，此种疏狂的性情正是成型于牢狱生活。狱中的徐渭仍未忘诗文书画创作，名作《题墨葡萄诗》即作于此时：“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诗如其人，愤世嫉俗，标新立异，是为人生之大写意。表现在绘画中的线条皆奔放酣畅，如疾风骤雨般一气呵成，给人以生动感。如《墨葡萄轴》，此画结构奇特，似不经意，湿笔饱墨，横杆顺着枝藤淋漓而下，藤条错落低垂，枝叶分披，以豪放泼辣的水墨技巧，达到了葡萄晶莹欲滴的效果。

事实上，在徐渭的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中，以这样一种心态和性情去支配其创作时，就形成了他自由的创作情态与反叛的精神，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艺术表现上诡异怪诞风格的形成。

如徐渭的诗歌《雪竹》：“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他还将愤怒发于笔端，借物言志。正所谓“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把作品当成情感抒发的载体，在画中倾注内心不满的情绪。世事对徐渭有如《画雨竹》所云：“叶叶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徐渭笔下之竹是通人性的，那应景而生的枝叶，是以斑驳离乱的墨色，和仿佛破土自出的墨块表现，寄寓着徐渭率真的感情。又《墨牡丹》诗云：“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纵有满腹经纶，却落得一生贫贱的悲惨际遇。于癫狂中更体现了他坚定清白操守与不苟求富贵的气节。

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徐渭《牡丹图》上也有题绝句：“四十九岁贫贱身，何尝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徐渭作过多幅泼墨牡丹，并非着意表现牡丹的美丽富贵，而是借泼墨牡丹喻示自己贫愁潦倒但耿介傲岸的身世个性。袁宏道对徐渭畸狂性格的总结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予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最终，徐渭于1593年抱愤而逝，年73岁。死前身边唯有一条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条席子也没有，可谓凄惨悲凉。

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

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物象蕴含的生韵。

他笔下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让人震撼。正如翁方纲(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来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