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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1993年开始从事新闻摄影，1996年获笫39届世界新闻摄影（WPP）比赛金牌；同年又获96' SSF世界体育摄影大奖赛特别奖、中国摄影艺术最高个人成就奖――金像奖；1997年获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FIAP）笫24届黑白双年展惟一个人金牌；1998年被评为中国德艺双馨优秀摄影家；2002年获冰心摄影文学奖等等，仅仅这些奖项，就足以让人羡煞，那么是什么让李楠在摄影届如鱼得水？又是什么促使他二十几年如一日的行走在摄影这条道路上？带着这些疑问，设计•中国记者采访了李楠。
设计•中国：李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十一年前，您的作品《聊城少儿杂技学校》获得荷赛金奖,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那张照片的来历？ 李楠：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聊城拍片子，在那里的一所杂技学校待了一段时间，让我确确实实地体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艰辛。那群孩子中有的才只有几岁，但是她们每天咬着牙，忍着泪，“拿顶”、“跟头”、“形体”、“压腿”、“开胯”、“节目训练”……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十年如一日的练功，他们深深感动了我。后来拿那组《杂技》去参赛，也没想到获得金奖。当时是96年，很多人问我会不会存在压力，毕竟荷赛在摄影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说实话，我没觉得压力，拿到荷赛奖，只是让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想法。其实获奖并不是衡量一个人艺术成就的唯一标准，我只把它当作一个过程。这幅作品之所以在当时被九名评委一致定为金奖，也许就是因为它的独特性。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管从环境的选择和构图技巧等各个方面，都符合国际化的要求。按常理，大家会以为特别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会更快地被接受，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文化的内涵，没有更深刻的蕴意，那些表面的影像表现只会非常容易地被大家忘掉。
设计•中国：您刚才提到摄影的国际化要求，这需要怎么理解？ 李楠：所谓国际化要求，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更宽的视野中对作品进行审视的标准。现在大家都在讲图像时代的到来，其实就是这样的。图像无国界限制，这种视觉传达在现代更是备受推崇。但是在以前，网络等各种媒体的发展没有现在这样迅速，信息的交流也没有这样方便。但是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触动大家心灵的永远是好作品。尽管十几年过去了，技术飞速发展，新闻摄影变化很大，包括荷赛也是这样，肖像类、艺术类等类别的的摄影出现了很独特的个人风格。在中国，以前也许大家就认为对新闻现场的描述就是一幅好的新闻摄影。但是我一直认为新闻事件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个人完全可以加入自己的主观表现力，挖掘出更有意义的作品。
设计•中国：您所说的深层意义是不是体现在作品《盲孩子》中？ 李楠：这种深层意义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可以说《盲孩子》是一个体现。拍这些盲孩子也拍了十几年，最初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我去拍一个特殊教育教学成果展。当时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盲孩子，非常受震撼，我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我甚至不知道要如何去给他们解释什么是绿色，什么是红色。由于长期用耳朵的倾听来“观察”外部的一切，全都习惯歪着脑袋的他们，只能用脸颊去感觉辐射而来的暖暖的阳光，用手指的摸索去感受一件雕塑作品，用鼻子去享受花儿的美丽。镜头对准他们，那些对此浑然不知并且永远无法理解照相和照片是怎么回事儿的孩子，他们没有一点一丝的造作和表演。那一切是那么残酷的真实，让我产生了痛苦的感受和强烈的震撼。
设计•中国：的确是这样，那个年代，这群几乎是受歧视的孩子就这样在没有阳光的天空下生长。可是尽管您很痛苦，您还是记录下这一切，包括《福利院的孩子》。 李楠：对，的确是这样。和他们在一起，我每天都被感动着。我要记录这种日常生活中难以感受到的真实。89年的时候我开始拍摄《福利院的孩子》，最开始是听到了他们的哭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就经常拿着相机去记录我的思索和感受。94到96年间是我比较集中地拍摄他们的时期，那三、四年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那儿了。一到星期六上午，就会骑着自行车，从城东头一直到城西头，中饭、晚饭都在那儿吃，和孩子们混得非常熟，很多孩子一见我，叫着爸爸就扑上来了，那种感情真得很深。当时福利院的孩子只有30来个，有一半儿不能动，终日躺在床上，环境又比较简单，想拍他们就必须泡在那儿。十几年下来贴着“福利院”标签的胶卷装了几袋子，估计有几百个，这组专题就是这么磨出来的。
设计•中国：跟您这样聊天，都能深深地感受到您和孩子们的那种感情。可是《盲孩子》、《福利院的孩子》表现的毕竟都是弱势群体，您不怕大家评论您靠“揭伤疤”出名吗？ 李楠：这并不是“揭伤疤”。我拍摄他们，只是因为我受到了他们的触动。事实上，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组照片拿出来的。开始只是为了记录某种不同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是因为感动而产生了记录生活的冲动。以前我曾说，摄影是一种能力，来记录生活、记录思考。可是后来发现那是不够的，它需要长时间文化的沉淀，甚至需要历史的验证。所以我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寻找和摸索，这个过程对我的心灵也是一种升华。
设计•中国：据我所知，您05年出版的 “黑镜头”系列个人纪实摄影集《绝世金莲》，是您花费24年时间拍摄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部作品？ 李楠：从80年代初我就开始拍摄小脚女人这个题材。刚开始拍摄时，确实仅仅是因为对它感到好奇，并不知道里面藏了个如此大的文章，并且当时对纪实摄影的认识也不够深刻，等到后来拍摄的小脚女人多了，加上有很多朋友给予的热心帮助，我也渐渐看了许多关于缠足的书，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三寸金莲的历史，才渐渐地理解了这个曾经盛行于世的习俗，原本极其简单的按下快门的拍摄过程，也逐渐转化成了对历史以及对这个习俗的认识、思考、记录和批判。
设计•中国：那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肯定也发生过很多感人的故事吧？ 李楠：当然，因为我的作品创作都是交叉进行的，二十几年发生的故事当然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过迷茫，我越是想把题材和内容向深处挖掘，就越是找不到突破点。在一次拍摄活动中，我偶然认识了百岁小脚老人赵吉英。赵吉英是一个五世同堂、六十多口人家庭的一家之主。在这个大家庭的女人中，赵吉英、赵吉英的女儿都缠了足；而等到赵吉英的孙女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不再缠足了；更令赵吉英老人感到自豪的是，不但两个孙女都读了大学，而且自己的重孙女远渡重洋成为了家族中的第一个留学生。可以说，从一个家庭女人身上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变化。面对这个极其特殊的家庭，我的确看到了历史的演变、社会的发展，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这个家庭，一拍就是三年。
设计•中国：平遥摄影展上展出了您的作品《身份》，让人感觉风格一下子转变了。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您最近的创作？ 李楠：我觉得摄影本来就具有很多可能性，以我们过去最早的审美标准，不管是宣传上媒介创作上都希望体现一种很唯美的感觉，后来转化为纪实，然后延续到现在的当代艺术，摄影当然有它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它的纪实力量。很多人说现在摄影被忽略了，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媒介多了，大家可选择的渠道也多了，但是我觉得摄影价值提升了，因为它存在的意义日趋多元化，甚至有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开始用影像表达自己的胆怯。不管是画家还是摄影师，他们都成为艺术家，这也更说明了创作艺术的融合。
设计•中国：《身份》这组照片您想表达什么？ 李楠：通过《身份》，我想记录这个时代所有具有不同身份的人，这组照片目前还在创作中，并且照片风格也各不相同。这组照片虽然是摆拍样式的人物肖像摄影，但它延续了我一贯的纪实风格。在《身份》的创作中，体现在人物身份的真实和场景的真实，并非是演员所扮演的身份角色，这组图片群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身份肖像。但这组照片并非实写实录，我在其中注入了强烈的主观意识。我们今天的社会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人物身份的临时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人物身份和所处身份场景的不协调性和荒谬性，让图片呈现出一种调侃而荒诞的审美意味，是我着力想要体现的；在我的影像中，拍摄对象既是表达他们自己的演员，也是表达我思想的演员。这体现在前期拍摄中对人物形象的选择和对人物身份场景及道具的选择，包括人物身体语言、神态的表达我都进行了细致的安排。每次拍摄前我都会画好设计草图，并设计出人物所应该表达出来的状态。
李楠简介： 李楠，1961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89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1990年、1996年在济南、北京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1993年开始从事新闻摄影，先后在《山东画报》、《大众日报》担任摄影记者，现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摄影专业教师；其摄影作品在德国《莱卡世界》（LEICA W ORLD）杂志、《彩色摄影》（Color Foto）杂志；美国《时代周刊》（亚洲周刊ASIANWEEK）、荷兰《 M 》、意大利《GRAZIA》等杂志发表。1995年、1996年分获第二届、第三届佳能杯“亚洲风采”专业组一等奖、特别奖；1996年获笫39届世界新闻摄影（WPP）比赛金牌；1996年获96' SSF世界体育摄影大奖赛特别奖；1996年获中国摄影艺术最高个人成就奖――金像奖；1997年获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FIAP）笫24届黑白双年展惟一个人金牌；1998年被评为中国德艺双馨优秀摄影家；1998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画册《李楠报道摄影》；2000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播出人物专访；2001年、2004年摄影作品参加平遥国际摄影节；2002年获冰心摄影文学奖；2004年6幅摄影作品被广东美术馆收藏；2005年出版“黑镜头”系列个人纪实摄影集《绝世金莲》；2005年接受英国BBC人物专访；2005年在北京798百年印象摄影画廊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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