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古称广陵，是禹贡九州之一。运河、长江交汇于扬州，在海运、铁路尚未兴盛之时，扬州成为交通枢纽。隋唐以来，扬州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享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盛誉。

扬州的繁华，主要得益于盐运和漕运事业的兴盛。扬州滨临东海两淮地区，素来为我国食盐的重要产地。时至清初，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两淮食盐产量与日俱增。扬州得水利之便，成了吞吐量极大的盐运中心，每年有十亿斤以上的海盐经过扬州转运到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两淮盐运使的官署也设在扬州，无疑，则给扬州经济带来空前繁荣。清代著名学者汪中在《广陵对》里指出：“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①明清以来，盐业收入是政府税收的重要部分。乾隆《两淮盐法志·序》中记载：“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嘉庆《两淮盐法志》也说：“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捐益盈亏，动关国计”。当时，来自各地的两淮盐商多聚居于扬州。他们垄断盐运，大发横财。清代史书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当时扬州的八大盐商，拥资都在数百万乃至千万。大盐商江春，曾奉旨借帑三十万给皇帝。清代史书记载，乾隆南巡至扬州，江春一夜之间建成白塔的故事：“一日，帝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纲总江春闻之，亟以万金贿帝左右，请图塔状，盖南人未曾见也。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之，果砖石成者，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②由此可见盐商豪富之一斑。然而，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定威望与地位高下的社会。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以经商而襄丰箧盈的商人，往往被人视之为暴发户。他们纵有财富百万，但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为封建官僚所不齿，为诗书举子所藐视。乾隆年间，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期间，曾与文人墨客举行“虹桥修禊”盛会，但规定“凡业鹾者不得与”，就是说，盐商不得参加文人士子举办的各种诗文活动。因为当时社会上称呼盐商大贾为“盐呆子”，讥讽他们腰缠万贯却缺乏文化修养，故而遭到社会鄙视。

富起来的盐商，为了攀附官府，为了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便寻求走“贾而儒”的途径，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富名于一炉。他们仿效文人主持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士子、书画家密切往来，并以雄厚的资财给他们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活跃了扬州文化气氛，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扬州八怪就是这时与盐商相互依存，生活上得以安定，艺术上得以发展的。

经济上依附于商人，本不是扬州八怪诸人的宿愿。但他们之中许多人不能进入仕途，卖字鬻画也难以解决衣食住行，乃至潦倒不堪，时有断炊之虞。即使象做过宫廷画家、当过县官的李鱓和做过乾隆书画史、任过县令的郑板桥，可谓“诗书画三绝”，但也不能在官场上“立功天地， 官养生民”，终于被挤出官场，弄得官罢囊空，穷愁潦倒，橐笔扬州，“和葱和蒜卖街头”，“聊凭卖画佐朝餐”。于是，当一些盐商附庸风雅，广交诗文画友，本来对盐商没有好感的扬州八怪，和其它许多文人画家一样，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不得不面对现实，和盐商相互依赖、携手共进。郑板桥罢官之后，在扬州卖画为生。当时扬州有句民谚说：“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因此，一些盐商富贾，不惜一切代价，求购郑板桥等名人字画。郑板桥卖画，但不愿题款，不愿给盐商富豪装点门面。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四中记述了这样一则异常生动的故事：“兴化郑进士板桥，善书，体兼篆隶，尤工兰竹，人争重之。怀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报之。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时扬州有一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转辗购得数幅，终以无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桥出游稍远，闻琴声甚美，循声寻之，则竹林中一大院落，颇雅洁。入门，见一人须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桥大喜，骤语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请赏一脔。’两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板桥见其素壁，询其何以无字画，老人曰：‘无佳者。此间郑板桥虽颇有名，然老夫未尝见其书画，不知其果佳否。’板桥笑曰：‘汝亦知郑板桥，我即是也。请为子书画，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纸若干，板桥一挥毫竟。老人曰：‘贱字某某，可为落款。’板桥曰：‘此某盐商之名，汝亦何为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时，某商尚未出生也?同名何妨，清者清，浊者浊耳。’板桥即署款而别。次日，盐商宴客，丐知交务请板桥一临，至则四壁皆悬己书画。视之，皆己昨日为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盐商所使，而己则受老人之骗，然已无可如何也。”盐商何以如此不遗余力地搜求郑板桥的字画?金农指出“皆以其曾为七品官人，争购之。”购而不得，只好计取。然而，现实生活不得不使郑板桥和其它画家一样，改变自己的观念，与盐商交友往还。他在为一富商画兰既毕，题诗道：“写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作生涯。”③这就反映了郑板桥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盐商富贾结交文朋画友，多方面给书画家们创造条件，提供方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潜心创作，在艺术上得以提高。首先笼络人心，在经济上给予很大资助，保证他们生活舒适、安定，得以专心致志提高自己的艺术才能。他们以重金收买扬州八怪和一些名家字画，将一批生活潦倒乃至寄居于祠堂、古寺的文人画家供养在私家园林之中，让他们“出有车”、“食有鱼”。扬州八怪中的华、陈撰、黄慎、李鱓、金农、高翔、边寿民等人，都曾在富可敌国的江春、贺君召、马曰等人家中下榻和寓居过，有的乃至一住多年。他们可以在盐商提供的优雅舒适的画室里，潜心作画，提高艺术；可以随心所欲地鬻字卖画，增加丰厚的收入。此外，盐商还出资为他们刊印著作。汪士慎的《巢林集》即由马氏玲珑山馆刻印；金农的《画竹题记》也由江春镂版行世。第二，盐商花钱收藏着大批字画，古书文物，从长远看，这是一种只能增值不会贬值的储蓄，是一种保存财富以备不时之需的方法。如广交文友的马曰家有“马氏丛书楼”藏书百橱，达十数万卷，藏有《华山碑》中模拓最早、拓工最精的《马氏玲珑山馆本》，藏画有宋代李成《寒林鸦集图》、苏轼《文竹屏风》、赵子固《墨兰图》，元代赵孟《墨梅图》、黄公望《天地石壁图》，明代赵原《杨铁崖吹笛图》、文征明《煮茶图》及清代王鉴、徐枋、何焯等人的作品，其家“每逢午日，堂斋轩室皆悬钟馗，无一同者，其画手亦皆明以前人，无本朝手笔，可谓巨观”。④程晋芳亦藏书五六万卷，且好招饮多闻博学之士，相互切磋；汪楫家设有“借书楼”，江春家亦有“读书楼”，均藏有极多名画秘笈，世间不传之本。实际上这些藏书具有私立图书馆与美术馆的性质，慷慨供人借阅、研究，八怪诸家常借以观摩，学之所长，得益颇多。其三，当时来往或寓居扬州的文人画家很多，仅书画家就有一百五十余人，盐商们常邀约他们到私家园林聚会、切磋、唱和，八怪诸家从中亦可得以提高自己的技艺。其四，盐商还重金收藏扬州八怪诸家作品，增加画家们的经济收入。马氏藏书楼中就藏有陈撰、高凤翰、郑板桥、金农等八怪诸家的作品。此外，盐商还会提供随船旅行游览的机会，让书画家们开阔视野，增加创作灵感。

盐商礼才养士，文人画家们当然也会给他们以回报。其一，赠送书画供他们玩赏和收藏。扬州盐商均有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农、李鱓等人赠送的字画，且多为珍品。其二，扬州八怪多是饱学之士，诗书画博学精通，他们热心教授盐商的子弟，使他们的许多子弟后来或成为书画名家，或科举及第，登上仕途。其三，为盐商私家园林亭馆书写联匾，李鱓、郑板桥、杨法就为“勺园”、“汪园”、“黄园”题写过匾额和诗句。金农、杨法、郑板桥、李鱓先后为贺氏“东园”各景题额或书联。其四，帮助鉴别文物字画。富商们喜以搜求文物骨董名人字画为尚，作伪者亦应运而生，需作鉴别。陈撰、金农即是鉴赏家。马氏所藏《华山碑》宋拓本，就是经金农鉴别而入藏的。郑板桥称赞金农“九尺珊瑚照乘珠，紫髯碧眼号商胡”。⑤其五，八怪对诗文造诣皆深，他们除了平时与盐商切磋艺文，帮助提高盐商的文化素养，还在酬酢中帮助盐商。盐商喜交文人，但苦于自己才疏学浅，酬酢中难免遇到尴尬之事，八怪中人便从中帮助解围。牛应之《雨窗消意录》甲集卷三中有这样的记述：“诸盐商慕其名，竞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平山堂，金首座。席间以古人诗名‘飞红’为觞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哔然，笑其杜撰。金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綦切。’众请其全篇。金诵之曰：‘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皆服其博洽。其实乃金口占此诗，为盐商解围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这一则故事说明，金农之在扬州，不仅鬻字卖画，而且亦出卖文才，《两浙轩录》说他“寄食维扬几十年，卖文所得，岁计千金。”出资嘱作文章者想来也多是盐商大贾之辈了。

盐商聚集扬州，带来了扬州经济文化的空前繁华。盐商附庸风雅，礼贤养士，主持诗文活动，以雄厚的资财，活跃了扬州的文化空气，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扬州八怪中的十之八九都不是扬州土生土长，大多来自外省外县，而是因为扬州经济的快速增长、文化空气的日益浓厚、书画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将他们吸引过来的。于是也便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商品化。一些书画家不再只为某一商贾作书作画而拒绝其他索求者。众多的巨商大贾，乃至小商小贩，为吸引顾客，便托名风雅，不惜重金，求购书法名家的字画联匾，张挂于自己的厅堂、店铺，装点门面。素莲斋茶馆曾请郑板桥书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人爱斗茶”，伍少西毡铺也请杨法书额“伍少西铺”，至于罗聘《一本万利》、黄慎《渔翁得利》等一类吉利作品，更是大商小贩们孜孜以求的了。李斗《画舫录》云：“市井屠沽，每藉联匾新异，足以致金”。扬州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也随之空前活跃。既然书画家的作品可以帮助商人获利，书画家当然也就要按质论价，索取酬资。晚年获高名的华在托友人于扬州出售作品的信函中便谋求高价。“意中倘有赏音者，或得高价与之”。⑥郑板桥在他的“笔榜”中，突破了书画家按质求价、计较润金则俗的世俗观念，开出了以尺寸大小论价的先河。他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笔榜中写道：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

郑板桥将艺术品明码标价，标志着扬州书画商品化的加剧，也进一步肯定了书画家的劳动价值，导致了卖字鬻画的扬州八怪和其它书画家以自己的作品，谋求更多的收入。于是一改当年华卖画以“谋衣食”，金农把艺术品“和葱和蒜卖街头”，李“穷途卖画”、郑板桥“聊凭卖画佐朝餐”，边寿民以画“持去卖钱”，李鱓以作品“入市卖钱”的凄惨潦倒的景象了。扬州八怪诸家的字画，标价虽高，但颇为抢手，因而收入也相当可观。郑板桥、金农、李鱓、高凤翰、高翔等人，“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⑦在当时，一个从三品的盐运使，除去禄米之外，年俸银也不过一百三十两，官廷书画家在食住之外，年俸银最多者也不过一百二、三十两。由此可见，十八世纪的扬州八怪收入是很可观的了。当然，他们比起日进斗金的盐商大贾来说，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盐商聚集的扬州，也使锐意创新的扬州八怪提供了大好机遇。清代画坛信奉古法，因循守旧的正统仿古画派占据画坛的统治地位。他们之所以对革新画派竭力指责和排挤，是因为他们始终抱着“艺术趣味愈阳春白雪愈雅，愈接近一般下层民众愈俗”⑧的传统雅俗观念。扬州八怪在商品经济的活动中，适应买画人“内容创新，风格独特”的要求，改变了审美观念，突破了封建传统雅俗观的局限，摒弃索然无味的仿古画法，创作民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富有生机的艺术作品，以适应商品市场的需求。李鱓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在扬州八怪中便有普遍意义。李鱓曾任过宫廷画师，专画仿古山水，他自称：

“以画为娱则高，以画为业则陋”⑨，他离开宫廷，回到扬州民间，创作观念也发生变化，则变为“不循索画者之意，亦不固执己意” ⑩。这就探索出一条兼顾本人旨趣与欣赏求索者意愿的雅俗共赏的路子，弃故而就新，一改传统画风，欣然迎合盐商巨贾及市民求索者的心意书联作画。郑板桥在画兰花竹石的同时，亦有瓜果蔬菜之类的作品问世，罗聘、黄慎更有一些大吉大利的《一本万利》、《渔翁得利》的作品极受商人青睐。在扬州盐商和文人画家携手营造起来的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为适应商品经济的需求，扬州八怪诸家作品，自成一家，现出勃勃生机，给十八世纪的画坛带来一派新风。

注释：

①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郑板桥集》。

④ 袁枚《广陵诗事》。

⑤ 《郑板桥集》。

⑥ 《明清画苑尺牍》。

⑦ 《郑板桥集》。

⑧ 郑板桥《板桥偶记》。

⑨ 薛永年、薛锋《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

⑩ 李鱓《花鸟十二条屏》。

主要参考书目：

① 薛永年薛锋《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人民美术出版社

② 朱世良张梨余百川《徽商史话》黄山书社

③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④ 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徽学》第一期

（作者为扬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